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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火星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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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19-8-13 18:50:38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火星來的人  

瑪格麗特·阿特伍德

錢思文譯

很久以前,克里斯汀正走過校區的公園。她依然穿著網球裙;她還沒來得及洗澡換衣服,頭發用一根有彈性的頭帶束到腦后。她那張肉鼓鼓、紅撲撲的圓臉,少了劉海的修飾,看上去就像一張俄國農婦的臉,可是不用頭帶的話,頭發會擋住眼睛。雖然還是四月,這天下午卻熱得出奇;室內網球場熱氣蒸騰,她覺得皮膚像被煮過一樣。

陽光和煦,老人們紛紛從各自過冬的地方出來:她最近還讀到過一個在下水道里睡了三年的人。他們虛弱無力地癱坐在長椅上,或是頭枕著四四方方的舊報紙躺在草坪上。在她經過的時候,他們那一張張滿是皺紋的菌菇似的臉龐慢慢地轉向她,追隨著她身體的動作,隨后,又漠然地移開了。

松鼠也外出覓食;三三兩兩地朝她飛奔過來,又驟然停住,雙眼滿懷期待地注視著她,張著嘴巴,下顎像老鼠一樣向后縮,露出泛黃的門牙。克里斯汀加快腳步,她沒什么東西可給它們吃的。不該去喂那些松鼠的,她心想;喂食搞得它們神經兮兮的,還容易感染皮癬。

走到公園中間,她停下來把開襟毛衣脫掉。彎腰再去撿球拍的時候,她覺得有人搭了一下她剛剛露到外面的手臂。克里斯汀很少會尖叫;她猛地一下直起身,抓著球拍的手柄。不過,碰她的卻不是其中一個老人,而是一個深色頭發的十二三歲的男孩。

“對不起,”他說,“我找經濟學院大樓。是那里嗎?”他朝西面指了指。

克里斯汀又仔細看了看他。她搞錯了:他年紀并不小,只是個子矮。他就到她肩膀上面一點,不過話說回來,她的個子是比一般人高;“像尊雕塑似的,”她用力站直的時候,母親這么說。他還是她們家里所謂“從其他文明來的人”:肯定是亞洲人,但大概不是中國人。克里斯汀估計他肯定是個留學生,于是露出她標準的歡迎微笑。高中的時候,她是聯合國社團[1]的主席;那一年他們學校被選中在模擬聯合國大會上充當埃及代表團。這項任務應者寥寥——誰也不愿意做阿拉伯人——不過她還是圓滿完成了任務。她針對巴勒斯坦難民問題發表了一篇相當精彩的演說。

“沒錯,”她說,“就在那邊。平頂的那幢。看見了嗎?”

那個男人一直在緊張不安地對著克里斯汀微笑。他戴著透明塑料邊框眼鏡,他的眼睛透過鏡片朝著她鼓出來,仿佛被套在一只金魚缸里。他沒有順著克里斯汀指的方向走,反而塞給她一小本綠色的便箋和一支圓珠筆。

“你畫地圖。”他說。

克里斯汀放下網球拍,一絲不茍地畫起來。“我們在這里,”她一字一頓地說,“你這樣走。這里就是經濟學院。”她用一條虛線和一個十字把走法標出來。男人湊近她,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地圖漸漸成型;他聞上去像煮熟的花椰菜,還有一種說不出牌子的發油。畫完示意圖,克里斯汀把紙筆遞回給他,微笑著表示告別。

“等等。”男人說。他從本子上撕下那張畫著地圖的紙,小心地折起來,放進外套口袋里;外套的袖子蓋過了他的手腕,袖口露出許多線頭。他開始寫起了什么;她注意到他的指甲和指尖都被咬得很厲害,幾乎變形了,這讓她覺得有點惡心。他的幾根手指被滲出的圓珠筆油染成了藍色。

“我的名字是這個。”他說,拿起便箋給她看。

克里斯汀看到一堆古怪的G、Y和N聚在一起,都是端端正正的印刷體大寫字母。“謝謝,”她說。

“你現在寫你的名字。”他說著,遞上那支筆。

克里斯汀有些猶豫。倘若這是一個她自己國家的人,她就該覺得他是想約她了。不過,本國的人從來沒想過要約她;她塊頭太大。唯一一個嘗試過的人是那個摩洛哥侍應,他們社團聚會之后有時會光顧他工作的那家啤酒屋,而且他也很直接。他就在她去洗手間的路上把她截住,問她,她拒絕了;僅此而已。面前的這個男人卻并非酒吧的侍應,而是個學生;她不想傷害他。在他的文化里,管它是哪個文化呢,這樣在紙上交換彼此的名字十有八九是一種正式的禮節,就像說謝謝一樣。她從他那里接過了筆。

“這是個很美的名字。”他說。他折起那張紙,把它放進外套的口袋里,挨著那張地圖。

克里斯汀覺得她已經仁至義盡了。“好了,再見了,”她說,“很高興認識你。”她彎腰去拿網球拍,可他已經蹲下身去把它拾了起來,正用雙手舉在自己胸前,儼然一面繳獲的旗幟。

“我幫你拿。”

“哦不用了,真的。不用麻煩了,我趕時間。”克里斯汀吐字清晰地說。沒有了網球拍,她覺得自己手無寸鐵。他開始沿著小徑漫步;他現在一點也不緊張了,看上去一派輕松自在。

“你會說法語嗎?”[2]他主動聊起了天。

“會,會一點,”克里斯汀回答,“說得不好。”我要怎么把球拍從他手里拿回來才不會失禮呢?她心里想著。

“但你的口音很好聽。”他的眼睛透過鏡片瞪著她:他是在故意獻殷勤嗎?克里斯汀明知自己口音蹩腳。

“聽著,”她說,第一次顯出了不耐煩,“我真的要走了。請把球拍還給我。”

他加快了腳步,卻沒有歸還球拍的意思。“你要到哪里去?”

“回家,”她回答,“我住的地方。”

“我現在和你一起去。”他滿懷希望地說。

“不行。”克里斯汀回答:她非得對他強硬一點才行。她撲過去一把抓住球拍;一陣短暫的角力之后,他松了手。

“再見。”她說著,轉身不去看他那張困惑的臉,然后不緊不慢地小跑起來,希望這樣能讓他死心。如同從一只狂吠的惡犬身邊走開一樣:不可露怯。再說她有什么好怕的呢?論身材她一個抵他兩個,而且她還有網球拍在手,他不能把她怎么樣的。

雖然沒有回頭,但她知道他還在后面跟著。電車快來吧,她心想,的確是有一輛電車,不過還在軌道上很遠的地方,堵在紅燈后面。她剛走到車站不久,他便出現在她身旁,呼吸的聲音清晰可辨。她目視前方,一動不動。

“你是我的朋友。”他怯生生地說。

克里斯汀動了惻隱之心:他到底不是想約她,他初來乍到,只是想認識一些本地的人;換了是她,也會有同樣的想法。

“對。”她說著,給了他一個微笑。

“這樣很好,”他說,“我的國家很遙遠。”

克里斯汀想不出怎樣回答才合適。“聽上去很有意思,”她說,“非常有趣。[3]”電車終于來了;她打開錢包,拿出一張車票。

“我和你一起去。”他說。他的一只手抓住了克里斯汀的手臂,手肘的上方。

“你……待在……這。”克里斯汀說,忍著沒有抬高嗓門,但卻一字一頓,就像是在對一個耳背的人說話。她掙開他的手——他抓得并不緊,也無力對抗她打網球練出來的二頭肌——從街沿一躍登上電車的臺階,聽著車門在身后吱吱嘎嘎地關上,長出一口氣。坐在電車里,開出了一個路口,她才允許自己從一側的窗戶朝外看了一眼。他站在原地;似乎正在那本小便箋上寫著些什么。

回到家后,克里斯汀只來得及吃上幾口點心,但辯論社的活動她還是差點遲到。那天的辯題是,“戰爭已經過時。”她那一隊是正方,他們贏了。

從最后一門考試的考場里出來,克里斯汀情緒低落。倒不是因為考試,而是因為這是最后一門:這意味著這一學年也結束了。她如同往常一樣去咖啡店坐了一會兒,然后早早回家,因為好像也沒有其他事情可做。

“是你嗎,親愛的?”母親在客廳里喊。她一定是聽到了房門關上的聲音。克里斯汀走了進去,一屁股坐到沙發上,弄亂了擺放整齊的靠墊。

“考得怎么樣,親愛的?”母親問道。

“還好。”克里斯汀語氣平淡。確實還好;她及格了。她不是那種拔尖的學生,她自己知道,但她很用心。教授們總在她的學期論文上寫些“非常認真努力”,或者“構思全面,不過可能缺了些銳氣”之類的評語;他們給她B,偶爾是B+。她正在修讀政治經濟學,希望畢業之后去政府部門工作;靠著父親的人脈,還是很有機會的。

“那挺好的。”

克里斯汀忿忿不平地想,母親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考試究竟是什么。她正在整理花瓶里的劍蘭;戴著橡膠手套保護雙手,從事她所謂的“家務活”時,她都會這么做。就克里斯汀所知,她的家務活包括往花瓶里插各種鮮花:黃水仙、郁金香、風信子,連同劍蘭、鳶尾和玫瑰,一直到紫菀和菊花。有時候她也做菜,動作優雅,用的是自動加熱的暖鍋[4],不過她把烹飪看成是一種興趣。其他事情都由女傭一手包辦。克里斯汀覺得,雇女傭多少有些不太道德。能雇到的那些女傭不是來自國外,就是已經懷孕;經常是一臉好像被人占了什么便宜的表情。但母親反問不做女傭她們又能怎么辦;她們只能去收容所,或者待在自己的國家里,而克里斯汀也不得不承認,她說的多半是事實。況且,和母親爭辯本來就很難。她看上去那么優雅,打理得那么精致,仿佛一聲刺耳的呼吸都會刮破了表皮。

“今天有個很有意思的年輕人打來電話,”母親說。她已經插好了劍蘭,正在脫手套。“他要找你,我說你不在家,然后我們好好聊了一會兒。你沒和我提過他嘛,親愛的。”她戴上眼鏡,那副眼鏡用一根裝飾精美的鏈條掛在她的脖子上,這是一個信號,她此刻的狀態是摩登、睿智,而非過時又古怪。

“他留名字了嗎?”克里斯汀問。她認識不少男孩子,但他們不常給她打電話;有事都在咖啡店里或是社團聚會之后找她。

“他是從其他國家來的。他說晚點會再打來。”

克里斯汀得要想一會兒。她和幾個外國人略有些交情,大多是英國人;他們都是辯論社的成員。

“他在蒙特利爾[5]學哲學,”母親提示她,“聽上去像法國人。”

克里斯汀漸漸想起學校公園里的那個男人。“我覺得他不是法國人,完全不是。”她說。

母親又摘下了眼鏡,正心不在焉地撥弄著一枝彎彎的劍蘭。“唔,他聽起來像。”她沉吟一陣,花形的權杖握在手里。“我覺得你應該請他來家里喝茶。”

克里斯汀的母親盡力了。她還有另外兩個女兒,全都非常像她。她們長得很漂亮;一個已然婚姻美滿,另一個顯然也不會有任何困難。對于克里斯汀,她的朋友們都安慰她說,“她不胖,她只是骨架比較大,是父親那邊遺傳來的”,還有“克里斯汀身體真好”。另外兩個女兒上學的時候從來沒有參加過什么活動,不過,既然克里斯汀就算把體重減下來,也無論如何不可能變得美貌,因此她能熱愛運動、關心政治倒也無妨,她有興趣愛好是件好事。克里斯汀的母親只要一有機會就鼓勵她發展興趣。每次她格外努力這么做時克里斯汀都能聽出來,因為她的聲音里透著責備。

克里斯汀知道母親指望她能熱情高漲,可她做不到。“我不知道,我得再看看。”她答得含糊其辭。

“你看上去是累了,親愛的,”母親說,“去喝杯牛奶吧。”

電話鈴響的時候,克里斯汀正在浴缸里。她不是容易幻想的人,但在浴缸里的時候,她常常假裝自己是一條海豚,這個游戲是從童年時代幫她洗澡的一個女傭那里留下來的。母親在客廳里聲若銀鈴,彬彬有禮;隨后浴室的門就給拍響了。

“是那個可愛的年輕法國學生,克里斯汀。”母親說。

“告訴他我在洗澡,”克里斯汀故意大聲回答,“他不是法國人。”

她能聽出母親的不悅。“這樣很失禮,克里斯汀。我想他也聽不明白。”

“噢,那好吧。”克里斯汀回答。她把自己從浴缸里拖出來,用一條毛巾裹住敦實的粉紅色身軀,啪嗒啪嗒淌著水朝電話機走去。

“喂,”她沒好氣地說。遠遠地隔著電話,他并不可憐,只是討人嫌而已。她無法想象他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他多半是翻遍了電話本,把所有寫著她家姓氏的號碼都打上一遍,一直打到對的那個為止。

“是我,你的朋友。”

“我知道,”克里斯汀說,“最近好嗎?”

“我非常好。”長久的沉默,克里斯汀有股邪惡的沖動,想說聲“那么再見吧”,就把電話掛掉;卻發覺母親像個小雕像似的穩穩立在她的臥室門口。然后他說,“我希望你也非常好。”

“嗯,”克里斯汀說。她并不打算加入對話。

“我來喝茶。”他說。

克里斯汀措手不及。“你要來?”

“你的親切的母親邀請我。我星期四來,四點鐘。”

“噢,”克里斯汀說,毫不客氣。

“不見不散。”他接口,他知道自己說對了一個很難的成語,因而語帶自豪。

克里斯汀放下電話,穿過走廊。母親正在書房里,若無其事地坐在書桌跟前。

“你讓他星期四來家里喝茶了?”

“不完全是,親愛的,”母親說,“不過,我的確提過,他改天可以來喝茶。”

“這下好了,他星期四要來了。四點鐘。”

“那不是挺好的嘛?”母親語調平靜。“我覺得我們做出的是一種很友好的表示。我真的覺得你可以試著更配合一點。”她沾沾自喜。

“既然是你請的他,”克里斯汀說,“你最好也給我留下來幫忙一塊招待他。我可不想就剩我一個人在那里對他表示友好。”

“克里斯汀,天哪,”母親大驚失色地說,“你應該穿睡衣的啊,會著涼的。”

生了一個鐘頭的悶氣之后,克里斯汀試著把茶會想成一件介于考試和社團會議之間的事情:不會有多愉快,那是肯定的,但是要處理得越得體越好。而且這也確實是友好的表示。等母親從甜品店訂的蛋糕在星期四早晨送來的時候,她開始有了一點慶祝的興致;她甚至決定穿一條連衣裙,很漂亮的一條,而不是襯衣和短裙。畢竟,她對他并不反感,除了記憶中他抓她的網球拍,又抓她手臂的樣子之外。她忍住一陣短暫的異想天開,想象自己被追得滿客廳亂跑,靠扔沙發靠墊和一瓶一瓶的劍蘭花來把他擋住;盡管如此,她還是告訴女傭他們要在花園里喝茶。于他,這會是一種款待,而且室外也更寬敞些。

她已經察覺母親會找理由躲掉這場茶會,會設法剛好在他過來的時候出門:這樣她就能把他掂量一番,再留下他們兩人單獨相處。她以前也對克里斯汀做過這樣的事;這次用的借口則是交響樂志愿者委員會[6]。果不其然,母親精心設計,不記得把手套放到了哪里,又在門鈴響起的時候找到了,伴著一句假裝出來的歡快低語。介紹他的時候,母親明顯露出的驚訝表情和完美無缺的圓場讓克里斯汀后來津津樂道了好幾個星期:他可不是她那面紗般精致的樂天派大腦杜撰出來的異國君主。

他倒是盛裝出席。發油涂得實在太多,他的腦袋看上去就像是被一頂黑色的漆皮帽子緊緊扣住了一般,外套袖口的線頭也剪掉了。他那條橙色的領帶尤其扎眼。不過,克里斯汀還是注意到了,在他握住母親那副忽然之間準備妥當的白手套的時候,他的手指上面擦不掉的圓珠筆漬。他滿臉是汗,或許是在期待即將開始的歡樂時光;他有一只小小的照相機,搭在肩膀的后面,還抽著一支氣味怪異的香煙。

克里斯汀領著他穿過涼爽宜人的客廳,擺滿鮮花,鋪著軟墊,從落地玻璃門里出來,走進花園里。“你坐這吧,”她說,“我去叫女傭上茶。”

女傭來自西印度群島:克里斯汀的父母在島上度圣誕節假期時被她迷住了,把她一起帶了回來。之后她就懷孕了,但克里斯汀的母親并沒有辭退她。她說她是有點失望,但又能指望什么呢,而且她也沒看出受雇前就懷孕和雇傭后才懷孕的女傭之間有什么本質的區別。她為自己的寬宏大量感到自豪;再說,現在女傭也很緊缺。吊詭的是,女傭變得越來越難以相處。要么是她對母親的寬容并不領情,要么就是她覺得自己犯了錯也沒有受罰,因而大可以無法無天了。起初,克里斯汀試著對她一視同仁。“不用叫我‘克里斯汀小姐’的,”那時她學著那種溫和的、同志般的笑容說。“那你要我怎么叫?”女傭回答,一臉怒容。她們開始在廚房里爆發短暫、粗魯的爭吵,克里斯汀認定這就像是兩個用人在吵架一樣:母親對她們兩個的看法也差不多,都不那么讓人稱心如意,但只好這么將就下去。

那只蛋糕給擺到了盤子上,蓋著亮晶晶的糖霜,茶壺也準備完畢;長餐桌上的電水壺燒開了。克里斯汀準備去拿,可那個女傭——之前一直坐著,兩只手肘撐在廚房的桌子上,面無表情地看著——卻猛地沖過來攔住了她。克里斯汀等著她把熱水倒進了茶壺里。然后,“我會端出去的,埃爾維拉,”她開口。剛才她打定了主意,她不想讓女傭看見她那位客人的橙色領帶;她知道,自己在女傭眼中的地位業已大不如前,因為到現在都沒有一個人想要讓她懷孕。

“你覺得我的工錢都是白拿的嗎,克里斯汀小姐?”女傭說得盛氣凌人。她端起托盤拐向花園;克里斯汀跟著她,覺得自己既臃腫又笨拙。女傭的身材比她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她們情況不同。

“謝謝,埃爾維拉。”托盤放好之后,克里斯汀說。女傭一言不發地走了,回身鄙夷地瞥了一眼那磨破了的外套袖口,那些沾了污漬的手指。這會兒克里斯汀下定決心,要對他十二分的友善。

“你非常富有。”他開口道。

“不是,”克里斯汀反對地搖著頭,“我們不是的。”她從沒覺得自己家富裕;她父親的格言之一就是,在政府工作誰也賺不了錢。

“是的,”他又說了一遍,“你非常富有。”他舒舒服服地靠在花園躺椅上,環視四周,仿佛目眩神迷。

克里斯汀把茶推到他的面前。她并不太習慣留意自家的房子或是花園;它們平平無奇,絕不是街上最大的一戶;也自有其他人照看打理。可是現在,她望著他注目的地方,好像是從不同的視角觀察一切:狹長的園地,花壇里的蓓蕾沐浴著初夏的陽光,石板鋪就的陽臺和小徑,高高的墻壁,還有無聲的靜謐。

他轉回來看著她的臉,微微嘆了口氣。“我的英語不好,”他說,“但是我進步。”

“確實。”克里斯汀說,點頭表示鼓勵。

他抿了幾口茶,動作迅速而輕柔,好像害怕碰傷杯子似的。“我喜歡待在這里。”

克里斯汀把蛋糕遞給他。他只拿了一塊,吃的時候露出一絲難以下咽的表情;不過她吃蛋糕的時候,他又喝了好幾杯茶。她總算問清楚了,原來他領到了一筆教會的獎學金——她沒能聽懂究竟是哪個教派——正在學哲學或者神學,也可能是兩門都學。她對他頗有好感:他一直表現得很規矩,沒給她添任何麻煩。

茶壺終于見了底。他在椅子上筆直地坐了起來,仿佛是聽見了一陣無聲的鑼響。“請你看這邊,”他說。克里斯汀看到他已經把那臺迷你相機放在了石頭做的日晷上,那是她母親兩年前從英國運回來的。他想要給她拍照。她覺得很榮幸,于是擺好姿勢,平靜地笑著。

他摘下眼鏡,把它放到盤子旁邊。有那么一瞬間,她發現他那雙沒有了鏡片保護的近視眼朝她看了過來,眼神里有些膽怯,又像是有什么秘密要傾吐,讓她直想把自己封閉起來,什么都別知道。隨后他走過去擺弄了一下照相機,后背對著她。下一秒他又在她身旁蹲下,一只手盡力攬住她的腰,另一只蓋住了她交疊在大腿上的雙手,臉頰硬是擠到她的邊上。她被嚇了一大跳,一動也不敢動。快門響了。

他立刻站起來,重新戴上眼鏡,此刻鏡片中閃現出一種悲傷的喜悅。“謝謝你,小姐,”他對她說,“現在我走了。”他把照相機背回到肩膀上,用一只手捂著,好像是要按住鏡頭蓋,防止漏光似的。“我寄給我的家人;他們會喜歡的。”

他走出大門后克里斯汀才回過神來;接著她笑出了聲。她之前一直在擔心,怕自己會遭他襲擊,她現在可以坦白承認了,而他也確實動手了;只是方法不同尋常。他剛才強暴了、霸占了、奪取了、綁架了[7],一把抓過又帶走了的,不是她這個人,而是她在膠卷上的留影,還有偶然拍到的那套銀質茶具,嘲弄一般對著她熠熠生輝,女傭把它們拿走的時候,帶著皇室的威儀,端在手里宛如族徽,宛如加冕典禮用的寶石。

克里斯汀的這個夏天與過去三年一樣:她在阿崗昆公園[8]附近一處收費昂貴的女子夏令營地擔任劃船教練。她以前在那里露營過,所有的一切她都不陌生;她劃船的技術甚至比打網球還要出色。

在營地的第二個星期,她收到一封他的信,蓋著蒙特利爾的郵戳,從她家里的地址輾轉寄來。印刷體的大寫字母,寫在一張綠色的紙上,兩三句話而已。起首一句“我希望你很好”,接著是描述天氣的只言片語,結尾處寫著,“我很好。”署名,“你的朋友”。每個星期她都會再收到一封這樣的信,內容大同小異。其中一封附了一張彩色的照片:是他,有一點斗雞眼,興高采烈地咧嘴笑著,比她記憶中抵在她蓬松起伏的裙褶旁邊的那個他還要瘦長,花朵如焰火在他們周圍次第綻放,他的一只手在她的大腿之間化成一片曖昧的模糊,另一只則落到了視線之外;她自己的臉上滿是震驚與憤怒,仿佛他正用那只看不見的拇指在戳她的屁股。

克里斯汀回了第一封信,但從那以后高年級學生就在努力訓練,參加劃船比賽。夏天結束,收拾行李回家的時候,她把所有的信都扔掉了。

回家幾個星期之后,她又收到一封綠色的信箋。這一次,頂端印了一個寄信人的地址,克里斯汀發現,那地址就在她自己的城市里,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每天她都在等著電話鈴響起;她非常確信,他一定會首先通過一個只聞其聲的電話來嘗試聯絡她,所以突然在校園里遇見他的時候,她完全沒有準備。

“你好嗎?”

他的微笑一如往常,但是其他的一切都每況愈下。他更瘦了,如果這還有可能的話;外套的袖口新長出了一片茂密的線頭,似乎是要遮住雙手,那雙手如今實在被咬得不成樣子,看上去像被老鼠啃過一樣。他的頭發垂下來蓋過了眼睛,沒有修剪,也沒有涂發油;他的眼睛凹陷的臉上呈現為一塊脆弱的三角形肌膚,繃在骨架上,跳到鏡片后面,好像一條藏在風帽里的魚。他的嘴角叼了一根煙頭,他們并肩走著的時候,他用煙頭又點了一支煙。

“我很好,”克里斯汀說。她心想,我不會再和他糾纏了,我受夠了,我已經為國際友好做過貢獻了。“你呢?”

“我現在住在這里,”他說,“也許我學經濟學。”

“那挺好的。”他聽上去不像是被任何學校錄取了。

“我來看你。”

克里斯汀不知道他究竟是在說他已經離開了蒙特利爾,好離她近一點,還是他只是想去她家里做客,就像春天時那樣;不管是哪一種,她都不想再給牽扯進來。他們走到政治經濟學系的大樓外面。“我要在這里上課,”她說,“再見。”她這樣未免冷酷無情,她意識到了,可是長痛不如短痛,她漂亮的姐姐們從前一直就是這么說的。

后來,她覺得自己真是失策,讓他知道了自己上課的地方。雖然每個學院里都貼著一張課程表:他唯一要做的,就是找到她的名字,再把她所有可能的行蹤都用大寫字母記到他的綠色便箋本里。從那天起,他就再也沒讓她清靜過。

一開始,他在教室外面等她出來。她草草和他打聲招呼再繼續往前走,但是沒有用;他遠遠地跟在她身后,一成不變地微笑著。后來,她一言不發,假裝沒看見他,但那也無濟于事,他還是跟著。她對他多少有點害怕這件事——又或許只是難堪?——似乎只會激勵他繼續下去。她的朋友們開始注意到他,問她這個人是誰,為什么在她身后尾隨;她根本答不出來,因為她自己也一無所知。

時間過了一周又一周,他完全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她開始在課間連走帶跑,最后徹底跑了起來。他倒是體力充沛,煙抽得那么兇,呼吸卻好得出奇:他會快步跟在克里斯汀身后,不追近也不落后,似乎自己是一只拉繩玩具,用一根細線和她連在一起。她知道他們有多可笑,在校園里飛奔而過,儼然動畫短片里的場景,一頭笨重的大象,被一只面帶微笑卻形容枯槁的老鼠追趕,兩個人無休無止地演著默片喜劇經典的“你追我逃”[9];但她覺得,比起慢吞吞的走路時頸后的肌膚被他盯得寒毛倒豎,這樣賽跑她反倒不那么緊張。起碼她的肌肉有了用武之地。她計劃好了路線、出口:她會沖進咖啡店女廁所的前門,再從店鋪的后門出去,他就跟不上了,直到他發現了另一扇門為止。她會試著在那些讓人分不清東南西北的拱門和走廊之間迂回穿梭,好把他甩掉,可是他似乎和她一樣熟悉這片建筑迷宮。實在不行,她還可以去女生宿舍樓,安全地待在里面,看著他在門房那句“男士止步”的厲聲呵斥中踉蹌著停下來。

午餐成了一個難題。她會坐在那,常常是和辯論社的其他成員一起,剛剛津津有味地吃起一個三明治,他就突然出現,像是從哪個看不見的下水道口冒出來的一樣。這時,她要么放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從餐廳的人潮中硬擠出去,要么就任憑他站在她的椅子后面把午餐吃完,同桌的每個人都非常清楚他的存在,聊天變得很不自然,說著說著就沒了聲音。她的朋友們都學會了隔著老遠就把他認出來的本事;她們站崗望風。“他來了。”她們會低聲耳語,知道賽跑即將開始,還幫她整理東西。

有好幾次,她厭倦了跑來跑去,就轉過身去和他對峙。“你到底想怎么樣?”她會問他,氣勢洶洶地死盯著他,幾乎雙拳緊握;她想狠狠地搖晃他,揍他一頓。

“我想和你說話。”

“好啊,我在這兒呢,”她會說,“你想說什么?”

可他什么都不會說;他會站在她面前,雙腳動來動去,似乎略帶歉意地微笑著(雖然她從來說不準那個笑容的真正意味,咬破了的嘴唇在被尼古丁熏黃的牙齒上方分開,嘴角揚起,整張臉硬邦邦的一動不動,為一個看不見的攝影師擺著姿勢),他的目光在她臉上飛快地移動,仿佛在他眼中,她是萬千的碎片。

雖然不勝其煩,他對她的追逐卻產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謎一般的追逐本身讓她也同樣變得神秘起來。之前從來沒人覺得克里斯汀神秘。對父母來說,她是個結實的胖子,勤懇老實,但沒什么天分,就像面包一樣稀松平常。在兩個姐姐那里,她姿色平平,她們用未嘗給予彼此的那種寵愛來對待她:她沒有成為競爭對手之虞。在異性朋友看來,她是個可靠的人。她仗義又努力,對他們之中喜愛運動的人而言,永遠是網球比賽的好搭檔。他們邀她一起去喝啤酒,這樣就能坐在啤酒屋里更干凈、更受歡迎的“淑女和男伴”那一邊[10],覺得讓她和大家一樣輪流買酒[11]理所應當。壓力大的時候,他們也會向她傾訴感情問題。她沒什么見不得人的,也沒什么吸引人的。

克里斯汀對這些關于自己的評價一向照單全收。童年時代的她就已經把自己認成了那個冒牌的新娘,或是那個丑陋的姐姐;每次故事一開頭,“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姑娘,美麗又善良,”她就知道說的不是自己。從來就只是這樣而已,可是這樣也沒有什么不好。她的父母從未指望她成為社交場合的耀眼明星,因而即便她不是,他們也沒有太過失望。她不用像在其他同齡人中所見到的那樣,為戀愛費盡心機,茶飯不思,而且她在異性的眼中,甚至還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她是個例外,她不屬于他們談論女孩時經常用到的任何一個分類;她不會故作曖昧,不會冷若冰霜,不會水性楊花或是惡言相向;她是他們中的一員。她和他們一樣,對大多數女孩不屑一顧。

可是,現在她身上有了一種無法名狀的東西。有個男人在追逐她,是個陰陽怪氣的男人沒錯,但始終是個男人,而且他毫無疑問被她深深吸引,根本無法離開她的身邊。其他的男人用一種前所未有的細致眼光審視她,打量她,努力想搞清楚鏡片后面那雙眨個不停的眼睛究竟看上了她的哪一點。他們開始約她出去,可是約完會回來,他們的好奇心還是沒有得到滿足,賦予她魅力的秘密依然深藏不露。她那張看不透的圓臉,她那小熊一般結實的身軀,在他們眼中匯成了一個無人能解的謎。克里斯汀感覺到了這些變化。在浴缸里,她不再把自己想成一條海豚;相反,她想象自己是一個神秘莫測的水中精靈,或者,偶爾放肆的時候,瑪麗蓮·夢露。每天的你追我逃成了一種習慣;她甚至對此翹首以盼。其他的好處先不說,她還瘦了。

這幾個星期里,他一直沒有給克里斯汀打過電話,也沒有在她家里出現。他一定是認為自己的策略效果不夠理想,也可能是察覺到她已經有些厭倦。電話鈴開始在清晨或者深夜,他能確定她會在家的時候響起。有時,聽筒里只有他呼吸的聲音(她可以,或者說她覺得她可以,認出他特有的呼吸),遇到這種情況,她就會掛掉電話。偶爾,他又會說他想和她說話,可即使她等上很長時間,也還是再無下文。后來他變本加厲:她會在自己搭的電車上看見他,至少隔著三個座位,安靜地對著她微笑;她會在熟悉的街道上感覺到他跟著自己,雖然,每當她沒能堅持住置之不理的信念回過頭去查看時,他要么蹤影全無,要么就是正往一根樹干或是一叢灌木后面躲。

白天,置身人群之中,她倒不是很怕他;她比他強壯,而且他最近也沒有企圖碰她。可是白天越來越短,天氣日漸寒冷,快到十一月了。她常常是在暮色四合中回家,有時,只有微弱的橘色街燈打破四周的黑暗。她憂心忡忡地想著他可能會用上的東西,剃刀、匕首、手槍;有一件武器在手,他就能迅速占得上風。她不戴圍巾,她記得報紙上那些女孩被人用圍巾勒死的報道。早晨穿上尼龍長襪給她一種奇怪的感覺。她的身體似乎變小了,變得比他還要瘦小。

他究竟是精神失常,還是色情狂?他好像完全沒有惡意,但最后變得喪心病狂的往往就是這種人。她想象著那些咬得坑坑洼洼的手指掐住她的脖子,撕開她的衣服,雖然她想不出自己尖叫的樣子。停在路旁的汽車,房子四周的矮樹,左右兩邊的車道,在她經過時從無人留意的底色變成籠罩在不祥之中的前景,每個細節既清晰又殘酷:這些,是一個男人可能蹲下藏身,一躍而出的地方。可是,每次她在早晨或是下午天色未暝的時候看到他(因為他依然延續著緊追不舍的老辦法),他穿舊的外套和不安的雙眼都讓克里斯汀相信她自己才是那個折磨、迫害的禍首。某種程度上說,她也有是責任的;她長久以來一直當作一架經久耐用的機械來看待的身體違背了她的意愿,從每層褶皺、每道縫隙散發出某種肉眼看不見的濃烈氣味,就像發情期的犬類或是雌性飛蛾的氣味一樣,讓他不由自主緊緊追隨。

她的母親已經一門心思投入到那些必不可少的秋季家宴中,沒注意克里斯汀接到了多少電話,也沒注意女傭抱怨有個男人一句話不說就把電話掛斷。她宣布自己要飛到紐約去度周末,父親也決定同往。克里斯汀驚慌失措:她看到自己在浴缸里被人割開了喉嚨,鮮血正順著脖頸淌下來,卷著小小的漩渦流進下水道里(到了這個時候,說他能穿墻、會分身她都相信)。女傭是不會幫她的;她說不定還會站在浴室門前,叉著兩手,就這么看著。克里斯汀安排好,周末到她已經結婚的那個姐姐家里去。

星期天晚上回到家,她發現女傭幾近歇斯底里。她說自己星期六傍晚去給落地玻璃門拉門簾,發現門上貼著一張扭曲變形的怪臉,一個男人的臉,靠在玻璃上,正從花園里盯著她看。她說自己昏了過去,差點提前一個月早產,當場在客廳的地毯上把孩子生出來。隨后她報了警。警察來的時候男人已經不見了,不過她認識他,那天下午他來喝過茶;她告訴警察他是克里斯汀的朋友。

星期一晚上,警察上門調查,來了兩個人。他們很客氣,他們知道克里斯汀的父親是什么人。父親熱情地招呼他們;母親則在一旁轉來轉去,擺弄著她的纖纖玉手,讓他們知道她有多脆弱多擔憂。她并不喜歡讓他們待在客廳里,卻也別無選擇。

克里斯汀只能承認男人一直在四處跟蹤自己。她如釋重負,他終于被人發現了,同樣讓她寬慰的是,她不是那個告發的人,盡管他要是本國公民的話她早就報警了。她堅持說他不是危險分子,他從來沒有傷害過她。

“那種人不會傷人,”其中一個警察說,“他們只會把你殺了。你現在沒事真是萬幸。”

“一群瘋子,”另一個接著說。

母親主動解釋,來自另一個文化的人就是這樣,你永遠分不清他到底是不是精神失常,因為習俗相差太大。警察表示同意,態度恭敬,卻又帶些揶揄,好像她是一個智商略欠的皇室成員,大家都要遷就。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嗎?”第一個說話的警察問。克里斯汀早就把那封寫著他地址的信撕了;她搖了搖頭。

“那我們只能明天去逮捕他了,”他說,“要是他來等你的話,你覺得你能在教室外面和他聊天,把他拖住嗎?”

問過她之后,他們和父親在前廳里低聲交談。女傭把咖啡杯收走,她說,如果他們不把那個他抓起來,她就走人,她可不想再像上次那樣被嚇個半死。

第二天,克里斯汀從現代史的教室出來的時候,他出現了,非常準時。他看到克里斯汀沒有轉身就跑,似乎有些迷惑不解。她向他走近,心怦怦直跳,因為背叛,也因為即將到來的自由。她的身軀回復到一貫的大小;她覺得自己是一個女巨人,沉著冷靜,刀槍不入。

“你好嗎?”她問道,笑容燦爛。

男人一臉戒備地看著她。

“最近怎么樣?”她再次試探。他長年掛在臉上的微笑消失了;他朝后退了一步。

“就是這個人?”警察問,從一塊公告欄后面探出頭來,活像個啟斯東警察[12],一只強有力的手掌按在那件破舊外套的肩膀部位。另一個警察懶洋洋地在后面站著;并不需要動用武力。

“不要傷害他。”他們把他帶走的時候,克里斯汀懇求道。他們點點頭,笑了笑,彬彬有禮,又有些鄙夷。男人則好像很清楚這兩個人是誰,要干什么。

當天晚上,第一個警察打來電話匯報情況。父親接了電話,語氣友好但態度明確。她自己此時變成了局外人;她已經安全了,她的任務結束了。

“他們把他怎么了?”父親回到客廳的時候,克里斯汀心急如焚地問道。她不確定警察局里面會發生些什么事。

“他們什么也沒做,”父親回答,覺得女兒的擔心著實有些好笑。“他們原本可以記他一條跟蹤和騷擾,想知道我有沒有起訴的打算。不過犯不著驚動法院:他的簽證上說,只有在蒙特利爾學習期間,他才獲準合法居留,所以我叫他們就把他送回那兒去。如果他再在這里出現,就會被驅逐出境。他們還到他租的房子去了一次,他已經兩個星期沒付租費了;房東太太說她正要把他趕出去呢。他看上去挺高興,有人幫他交了欠下的房錢,還給他一張免費火車票回蒙特利爾去。”他頓了頓。“不過他什么都沒交待。”

“交待?”克里斯汀問。

“他們想搞清楚他為什么要這么做;跟蹤你,我是說。”父親的目光掃了她一遍,似乎這對他同樣是個謎團。“他們說,他們問他這些的時候,他就一聲不吭。假裝自己聽不懂英語。他聽得非常明白,只是不肯回答。”

克里斯汀覺得這件事情會就此結束,可是不知怎地,他在遣返的火車駛離之前從看守那里溜出來一會兒,又給她打了一個電話。

“我再來看你,”他說。他不等克里斯汀回答就掛斷了。

既然現在他不再是個令人尷尬的現實存在,他就可以變成一個談資,一則有趣的故事。實際上,他是克里斯汀唯一可講的趣聞,而講述這個趣聞也把她那不可思議的魅力光環保留了下來,既是為她自己,也是為旁人。她的朋友,還有那些繼續和她約會的異性都猜測著他的動機。有人說他想和她結婚,好留在這個國家;還有人說,亞洲男人喜歡身材結實的女人:“是因為你像魯本斯畫中的美女。[13]”

克里斯汀經常想起他。她并不喜歡他,恰恰相反,然而單純只是想想的話,他是個浪漫的人物,那一個覺得她無法抗拒的男人;雖然她在穿衣鏡前檢視自己一成不變的緋紅臉頰和笨重軀體的時候常常思忖,究竟是自己身上的哪一點吸引了他。每次有人提出他精神不正常的論調,她都刻意回避;只不過正常的方式不止一種而已。

但一個新認識、第一次聽到那個故事的人講了一個不一樣的理由。“這么說他也纏住你了,”他說著,笑出了聲,“那肯定是同一個人,一年前的夏天在我們營地周圍晃來晃去的那個。所有的女孩子他都那樣跟蹤過,一個矮個子男人,日本人之類的,戴副眼鏡,總是笑嘻嘻的。”

“可能是另一個呢。”克里斯汀說。

“不可能再有第二個了,和你說的分毫不差。真的是一個非常奇怪的人。”

“他……會跟哪種女孩呢?”克里斯汀問。

“哦,就是隨便哪個正好在附近的。不過如果她們一開始搭理了他,如果她們對他態度好一點什么的,他就甩也甩不掉了。他是有點討厭,不過不會傷人。”

克里斯汀不再講她逗趣的故事了。這么說來,她只是眾人之一。她重新開始打網球,她之前一直疏于練習。

過了幾個月,之前負責案件的警察又給她打來電話。

“我們想告訴您一聲,小姐,那個找過您麻煩的家伙被遣送回他自己的國家了。驅逐出境。”

“為什么?”克里斯汀問,“他又想到這里來嗎?”也許她終究是與眾不同的,也許為了她,他敢冒任何風險。

“根本不是,”警察說,“他在蒙特利爾故伎重演,不過這次是真的找錯了對象——一家女修道院的院長。在魁北克可沒人容忍這樣的事情[14]——他還沒明白發生了什么事,就已經給送回國了。我猜他還是待在自己的國家更好一點。”

“她多大年紀?”一陣沉默之后,克里斯汀問。

“哦,大概六十多歲吧,我估計。”

“非常謝謝您告訴我,”克里斯汀用她最為正式的口吻回答,“真讓人欣慰。”她在想這個警察是不是打電話來嘲笑她的。

放下電話,她幾乎哽咽。那他要跟著她做什么呢?一個女修道院院長。難道她看上去真的像是六十多歲,像個女修道院院長?修道院又是為了什么?安慰,仁愛?庇護?難道他遇到了什么事,只是待在這個國家就給他帶來什么不堪忍受的壓力;她的網球裙和裸露的雙腿讓他無力招架,肉欲和金錢似乎俯拾皆是,可無論他轉向哪里,這一切又都遙不可及,修女象征著完全相反的、給他最后一擊的東西,在他那雙近視的眼里,長袍和頭巾是否讓他想起他故鄉的那些女人,那些他能夠理解的女人?不過,他已經回到自己的國家去了,離她遠得就像是另一個星球;她永遠也不會知道答案了。

但他仍然沒有忘記她。春天的時候,她收到一張明信片,貼著一張外國郵票,寫著她熟悉的大寫字母。正面是一座廟宇的照片。他很好,希望她也很好,他是她的朋友。過了一個月,另一張沖洗出來的照片,他在她家花園里拍的那張寄來了,裝在一只封了口的馬尼拉紙[15]信封里,里面除了照片別無他物。

克里斯汀的神秘光環不久就消失了;反正她自己也已經不相信了。生活重新變成她一貫期待的樣子。她成績平平地畢業,進入衛生與福利部工作;她表現出色,而且很少遭到性別歧視,因為誰也沒把她當成女人。她能負擔得起一間寬敞的公寓,只不過她沒花多少精力去裝修打理。她打網球的次數越來越少;過去是肌肉外面覆蓋著薄薄一層脂肪,漸漸變成脂肪底下墊著一點肌肉。她開始時常頭疼。

等到停火期限結束,戰爭的消息開始填滿報紙和雜志的時候[16],她才意識到他所在的東方國家究竟是哪一個。她知道那個名字,但是當時沒有記住,那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一個地方;她從來都分不清到底哪個是國名,哪個是人名。

但是,盡管努力回憶,她還是記不起那座城市的名字,明信片也早就找不到了——他的故鄉在北方還是南方,是在戰場附近還是遠處的安全地帶?她著了魔一般地購買雜志,一張張地翻看里面所有的照片,陣亡的平民,行軍途中的士兵,彩色擴印的或驚恐或憤怒的臉龐,被處決的間諜;她研究地圖,收看深夜新聞,對那個遙遠的國度和領土幾乎變得比她自己的國家還要熟悉。有一兩次,她覺得自己能認出他來,可是沒有用,他們個個看上去都像他。

最后她只好停下看照片的事。這讓她憂心過度,對她沒有好處;她開始做噩夢,在夢里,他正從母親家里的落地玻璃門走進來,穿著他那件破破爛爛的外套,帶著一個軍用背包,一支來復槍,和一大束色彩斑斕的鮮花。他的微笑一如往常,臉上卻有斑斑血跡,模糊了容顏。她把電視機捐了出去,轉而讀起了十九世紀的小說;特羅洛普[17]和高爾斯華綏[18]是她最喜歡的作家。每當她不由自主想起他的時候,她就告訴自己,他那么精明,頭腦機靈,在她的國家都差點待了下來,在他自己的國家,沒有了語言障礙,想必也一定可以。她覺得他不會參軍,不管是哪一邊的軍隊;他不是那種人,而且據她所知,他也沒有特別信仰過哪種主義。他會是某個普普通通的、隱在背景之中的人,像她一樣;說不定他成了一名口譯員。

[1] 模擬聯合國,全球范圍的學生活動,高中或大學在校生組成模擬聯合國團隊,召開模擬聯合國會議。最早始于1951年的美國加州大學。

[2] 以下這段對話為法語。

[3] 原文為法語。

[4] 酒店自助餐中用來盛放熱食的器皿,有蓋,保溫。

[5] 位于加拿大東南部,是魁北克最大的城市。

[6] 通過舉辦晚宴、鋼琴比賽等各類活動為交響樂團籌款、協助推廣交響樂的團體。作者阿特伍德長期生活的加拿大多倫多市,有1923年成立的多倫多交響樂團志愿者委員會。

[7] 原文為拉丁語。

[8] 阿崗昆公園(Algonquin Park)位于加拿大東部的安大略省,是安大略最古老的省立公園。園內有數千個大小湖泊和露營場地,也是觀賞楓葉的最佳地點之一。

[9] 類似“警察捉小偷”的追逐場面,是默片時代喜劇電影的經典橋段之一。在查理·卓別林的《淘金記》、巴斯特·基頓的《將軍號》和“美國喜劇電影之父”麥克·塞納特(Mack Sennett)的作品中都有體現。

[10] 大約20世紀20—70年代,加拿大各省曾頒布一系列規范飲酒的法令,其中一條要求供應酒類的場所分隔成“紳士”(Men’s Only)及“淑女和男伴”(Ladies and Escorts)兩個獨立區域,分設入口,后者只允許陪同女士前來的男性顧客進入。因為“淑女和男伴”區一般有地毯和桌椅,相對寬敞和衛生,比只能站在吧臺前飲酒的“紳士”區受歡迎得多。各省法令的具體內容及起止時間略有差異。加拿大一些歷史悠久的酒吧,至今仍保留著當年標識兩個入口的指示牌。

[11] 歐美人去酒吧,一般習慣大家輪流,依次為同去的所有人買酒。為體現紳士風度,男士有時會請女士喝酒,或代為支付酒資。

[12] 指二十世紀早期,美國啟斯東電影公司(Keystone Studios)拍攝的默片喜劇中的警察形象,干勁十足頭腦卻不怎么好,追小偷的過程笑料百出,結果常常一場空。啟斯東由“美國喜劇電影之父”麥克·塞納特(Mack Sennett)創立。參見本書第16頁注①。

[13] 彼得·保羅·魯本斯(Peter Paul Rubens),17世紀巴洛克畫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一般較為豐腴、健碩。英語有“魯本斯式”(Rubenesque)一詞,形容女性身材豐滿。

[14] 2011年加拿大全國人口普查中,魁北克省87.9%的居民表示自己有宗教信仰,其中74.6%表示信仰羅馬天主教。

[15] 馬尼拉紙(manila),主要以馬尼拉麻制成的強韌棕色紙張,多用于制作信封。

[16] 指越戰。

[17] 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英國小說家,著有《巴賽特的最后紀事》等。

[18] 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英國小說家,著有《福爾賽世家》等。193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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